中国古代受“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等思想的影响，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不屑于”…

数量关系 · 几何问题 · 几何特性 · 2024年 安徽 练习题

中国古代受“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等思想的影响，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不屑于”器物、科技、工艺之类的文献编纂，而手工艺人又多不识字，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笔之于书，他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技艺和思想，导致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数量的稀少。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就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状况的描述：“从来纪陶无专书。其见于载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惟蒋祈《陶略》及沈阳唐公《陶成记》《示谕稿》说景德镇陶事颇详。其它如练水唐氏《窑器肆考》，详天下古窑颇悉，而于镇陶多本传闻，往往出蒋、唐诸集之外，其实不无谬误。” 从现有的陶瓷文献整理成果来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整体状况确实如此，不仅编纂数量相对稀少，而且分布比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少则一二句，多则数十言，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凤毛麟角，总共不过20余种。①但是，倘若将两千多年间编纂的古代陶瓷文献汇集起来，其总量还是比较可观的，粗略估计有3000余种。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纂曾出现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在清代乾嘉时期，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③不过，这两次高峰形成的原因，却有所不同。④ 第一次高峰形成的原因：一是“实学”思潮的持续影响，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明代文人倡谈心性，坐而论道者尤多，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这种“士无实学”“平时袖手谈心性”等现象遭到了严厉批判，有独到见解的文人开始“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语），并逐渐兴起了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实学”思潮。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清代乾嘉时期，受其思潮的持续影响，不少文人将研究的关注点由形而上之道转变为形而下之器，并由此出现了许多“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但却“于人们生活日息相关”的技艺类著述。 二是清初文字狱的大肆施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社会背景。清代自顺治朝开始施行焚书之先例，严饬文人学士不得崇尚异说、妄立社名、纠众盟会等，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文字狱事件。到了雍乾时期，此风更甚，文网密布，冤狱丛生，使文人学士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妄议国事，也不敢发表学说观点，逐渐开始关注不切政治时务的文献整理、古籍注释、科技著述等。到了乾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陶瓷著述，这些著述既属于科技著述的范畴，又有文献整理的内容。 三是中国古代陶瓷技艺的渐趋成熟，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根本动因。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发展至清乾隆时期渐趋成熟，不仅分工细致，制作精良，而且影响广泛，享誉全球。以故宫博物院藏的乾隆各色釉彩大瓶为例，该瓶通高86.4厘米，形体硕大，造型端庄，有“瓷母”之美誉，其装饰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各种釉彩，可谓精彩纷呈，奇妙无比。如此众多的釉彩需要不同的原料配方、不同的烧成温度和气氛乃至多道工序才能完成。该瓶通体无瑕，极为难得，体现了乾隆时期陶工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艺。这些渐趋成熟的陶瓷技艺急需当时文人学者总结，于是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陶瓷著述就相继问世了。 四是文人学者的大量介入，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直接动因。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乾嘉时期的文人学者开始大量关注到陶瓷领域，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撰文立说，由此促使一大批陶瓷文献编纂问世。这些陶瓷文献或是受皇帝之命，据图记述陶瓷技艺的，如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图说》；或是结合自己学术之长，录载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如朱琰的《陶说》；或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和增补内容的，如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或是依照自己或亲友的古董收藏，对陶瓷加以品评赏析的，如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石华的《古玩正宗秘论》以及乾隆皇帝的200余首陶瓷诗等。 问题：一个等腰梯形的下底边长是上底边长的2倍。现用一条直线经过某一顶点将原图形分割为一个三角形和一个直角梯形，问分割出的直角梯形的面积是三角形面积的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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